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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广洋之死的时代解读
作者:肖维琪        来源:           时间:2014/5/9 16:40:08
 
    汪广洋(?-1379年),字朝宗,高邮人。洪武三年(1370年)底,明朝封6公、28侯、2伯,是为明朝第一代勋贵,属于明朝勋贵的主体。汪广洋不仅列名其中,而且官拜中书省左丞相,可谓加官晋爵,位极人臣。可是此后,汪广洋不仅被调职、降级和流放,而且于洪武十二年十二月被赐死,从人生的颠峰“卒致于覆败”,这是怎么回事呢?笔者试从当时独裁、分派、士大夫地位的下降等三个维度予以解读。
  君权相权博弈
  明代初年,朱元璋为了皇基永固,让子子孙孙吃现成饭,利用各种大案广泛株连,将功臣宿将网罗其中,发动了一场官场大屠杀。据他自己的著作《大诰》《大诰续编》《大浩三编》和《大诰武臣》统计,所列凌迟、枭示、种诛有几千案,弃市(杀头)以下有一万多案。其中最大的案件有胡惟庸案、蓝玉案、空印案和郭恒案,前两案株连被杀的有四万人,后两案合计有七八万人。所杀的人,从开国元勋到列侯裨将、部院大臣、诸司官吏到州县胥役、进士监生、经生儒士、富人地主、僧道屠估,以至亲侄儿、亲外甥,无人不杀,无人不可杀,一个个地杀,一家家地杀,有罪的杀,无罪的也杀。一个政权建立在流血屠杀、酷刑暴行的基础上,这个时代,这种政治,确实是名副其实的恐怖政治。
  汪广洋案历来被划入胡惟庸案。钱谦益先生根据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列举胡党罪状,证汪广洋被追认胡党;李新峰先生则认为汪广洋直接死于胡案中之陈宁告发,实属胡案一部分。但笔者看了《明实录》,发现这个结论不够准确,汪广洋并不是胡的同党。朱元璋定汪的罪状是:
  1、颇耽酒色,荒于政事,以故事多稽违;
  2、与胡惟庸同在相位,惟庸所为不法,广洋知而不言,但浮沉守位而已;
  3、占城贡方物,使者既至,而省部之臣不以时引见,敕之蔽遏远人;
  4、御史中丞涂节言,前诚意伯刘基遇毒死,广洋宜知状,上问广洋,广洋对以无是事,上……乃责广洋欺罔,不能效忠为国,坐视兴废,遂贬居海南;
  5、丞相广洋从朕日久,前在军中屡闻乃言,否则终日无所论;
  6、及居台省(中书省),又未尝献一谋画,以匡国家,民之疾苦,皆不能知,间命尔出,使有所相视,还而噤不一语。事神治民,屡有厌怠;
  7、数十年间,在朕左右,未尝进一贤才;
8、昔命尔佐(朱)文正治江西,文正为恶,既不匡正,及朕咨询,又曲为之讳;
9、前与杨宪同在中书,宪谋不轨,尔知之不言,今者益务沉缅,多不事事;
  10、尔通经能文,非遇(愚)昧者,观尔之情,浮沉观望。
  以上10大罪状,一言以蔽之,浮沉守位而已,但没有一条是与胡惟庸同谋的;相反,倒有几条是胡党骨干陈宁、涂节告发的,甚至是直接受胡党分子杨宪、刘炳迫害的。公平地说,即使这10条罪状都成立,也不应该被赐死,顶多被削职为民罢了。
  事实上,汪广洋之死有更深刻的政治原因。原来,中书省综掌全国大政,丞相对一切庶务有专决的权力;统率百官,只对皇帝负责。这制度对一个平庸的、唯唯诺诺、阿附取容的“三旨相公”型的人物,或者对手是一个只顾嬉游逸乐不理国事的皇帝,也许不会引起严重的冲突。或者一个性情谦和容忍,一个刚决果断,刚柔互济倒也不致坏事。但胡惟庸干练有为,有魄力,有野心,在中书省年代久了,大权在握,威福随心,兼之十年宰相,门下故旧僚友也隐隐结成一个庞大的势力。朱元璋呢,赤手空拳建立的基业,苦战了几十年得到的大权,平白被人分去了一大半,想想怎么甘心?相权与皇权的冲突由此激化,从而酿成胡惟庸案。胡案之后,朱元璋索性取消中书省,由自己兼行相权,皇权和相权合二为一。胡被杀在政治制度史上的意义是治权的变质,也就是从官僚和皇家共治的阶段,转变为官僚成奴才、皇帝独裁的阶段。同时,朱元璋又拿胡案做底子,对那些他看不顺眼的人,随时加进新罪状,把它放大、发展。朱元璋一共设了三任中书省左丞相:李善长、汪广洋、胡惟庸。汪广洋死在胡惟庸之前,朱元璋也把汪“追认胡党”。而首任左丞相李善长一向小心怕事,但到洪武二十三年胡党案大爆发,仍免不了受株连,落得全家被诛戮。
  诸侯派系分野
  党派党派,非党即派。汪广洋既不属胡惟庸党,那他属什么派呢?最新的研究表明:明初诸侯与朱元璋的早期私人关系决定了诸侯的人选、地位与结局。那些在朱元璋名位不彰时即确立私属关系的将领,绝大多数为濠州红军早期成员,籍属濠泗地区,出身“从军”而非“归附”,构成了作为勋贵主体核心的濠州从军者一派。其次是江北归附者,最后是渡江后归附者,共三个内外圈层,后两个圈层统称为“渡江旧人”一派,同样遭到了君主和濠州从军者的压制和猜忌。朱元璋发动的历次杀戮事件,皆非针对整个权贵集团,而是或针对归附者,或针对洪武三年受封的老一辈勋贵,或针对洪武中后期受封的新进勋贵。在任何一次杀戮事件中,濠州从军者一派所受损失都是最少的,它从来没有成为君主专门打击的目标,而是一支与君主彼此借重的势力。
  6公、2伯人数较少,不足单列以言派系。28侯则为高级武将,数量众多,人员构成与排序最有可能包含派系信息。诸侯依次为汤和、唐胜宗、陆宗亨、周德兴、华云龙、顾时、耿炳文、陈德、郭子兴、王志、郑遇春、费聚、吴良、吴祯、赵庸、廖永忠、俞通源、华高、杨王景、已故康茂才之子、朱亮祖、傅友德、胡美、韩政、黄彬、曹良臣、梅思祖、陆聚。排列的次序无疑体现着地位的高低,但这个序列既不按官职高低,也不按俸禄多少,而是按照加入红军的早晚顺序排定的。这一原则使濠州红军旧将即汤和至吴祯等前14人位居前列。无论是位高名重的水军头号战将廖永忠,还是对红军立足江南作出决定性贡献的康茂才,以至军中最骁勇善战的将领傅友德,都只能因加入红军较晚而依次排在大量平庸战将的后面。
  从洪武三年到十三年发生胡惟庸案的十年之间,出现了一批新封、新进的勋贵,濠州从军者仍然受到了极大的优待。洪武十年(1377),甲辰年“从军”指挥使、指挥同知中惟一未得封侯的沐英,在并无新功的情况下封西平侯,而当年的“归附”指挥使、同知吴复、金朝兴则仍踏足踏。洪武十一年,汤和由中山侯进封信国公。其实,在洪武四年的四川之役中,汤和顿兵遭斥,傅友德、廖永忠则是有功之臣;在洪武五年的漠北之役中,汤和兵败丧将,傅友德独建殊勋。但汤和的濠州从军者老资格,压倒了归附者傅友德、廖永忠的战功。
  诸侯的地位如此,结局也是如此。胡惟庸案当年,渡江后归附者朱亮祖因在镇不法被杀;洪武十七年(1384),渡江后归附者胡美因“乱宫”被杀。此前,濠州从军者华云龙也有在镇不法之罪,且“大不敬”,仅被召还;与朱元璋同村的周德兴“有罪当下狱,上特赦之”,其他濠州从军勋贵也有犯罪降调者,但无一遭到诛杀。
  与大多数诸侯的结局一样,中书省、御史台、大都督府三大衙门的最高官员,除右御史大夫安然在胡惟庸案后先被降为御史中丞,旋被赶回家乡,其余均遭杀戮。左丞相胡惟庸是定远人,乙未年投奔朱元璋;都督佥事毛骧是定远人,甲午年附其父毛麒归附。左御史大夫陈宁是湖南茶陵人,御史中丞涂节是江西进贤人,左丞相汪广洋是河南江北(行省)高邮人,安然是河南祥符人,左都督丁玉出身于龙凤红军,均为渡江后加入红军者。他们或是投奔朱元璋较晚和“归附”的濠州人,或是投奔朱元璋很晚的非濠州人,与朱元璋的私人关系均不如上述濠州从军者,只是三大衙门的新进高官而已。
  士大夫的悲哀
  士大夫,古代指官僚阶层。在明以前,士大夫是和皇家共存共治的。在宋以前,有三公坐而论道的说法,贾谊和汉文帝谈话,不觉膝之前席,可见不但三公,连小官见皇帝都是坐着的。唐初的裴寂甚至和唐高祖共坐御榻,十八学士在唐太宗面前也都有坐处。到宋朝便不然了,从宋太祖以后,大臣上朝在皇帝面前无坐处,一坐群站,三公群卿立而奏事了。到明代,不但不许坐,站着都不行,得跪着说话了。从坐到站到跪,说明了三个时期的君臣之间的关系,也说明了士大夫地位的下降。士大夫从共存到共治,由股东降作伙计,已经江河日下了,到明代,又猛然一跌,跌作卖身的奴隶,士大夫成为皇家的奴役了。
明初的士大夫,既不像汉魏世族那样有威势,又没有魏晋隋唐以来世族的庄园(经济)基础,作为科举制度的产物,中举做官得懂君主的心曲,揣摩迎合,以君主的意志为意志、是非为是非、喜怒为喜怒,从办公事上分一点残羹冷炙,建立自己的基业。一有不是,便丧家破身,挨鞭子、棍子是日常享受,充军、做苦工是从轻发落,不但礼貌谈不上,连生命都时刻在死亡的威胁中。偶尔也有被宠用的特务头子,虽然威风,可是在朱元璋心目中,甚至口头上,只把这些人当恶狗,养着咬人。皇帝越威风,士大夫越下贱,反过来也可以说是士大夫越受压制,皇帝就越尊贵。君臣的关系一变而为主奴。奴化教育所造成的新士大夫,体贴入微地逢迎阿谀,把皇权抬上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。
巩固皇权的诸多约束被摧毁,是皇权集权化的另一面。朱元璋的性格、权力,加上古所未有的地位,使得没有人敢拿法来约束他,甚至劝告他。自己决不守法,在法律之上,在法律之外,却强迫全国人民守他的法,一点不许有差池,这正是暴君、独夫、民贼的典型人物。
  在明初的士大夫中,汪广洋是职务最高的文官之一,也是最早被赐死的勋贵之一。在他之后,士大夫被杀的着实不少。有记载可考的宋思颜、夏煜、高见贤、凌悦、孔克仁等。这几个人都是初起事时的幕府僚属。宋思颜在幕府里的地位仅次于李善长。夏煜是诗人,和高见贤、杨宪、凌悦一伙,专替朱元璋“伺察搏击”,尽鹰犬的任务,告密、栽赃,什么事全干,到末了也被人告密,先后送了命。朝官中有礼部侍郎朱同、张衡,户部尚书赵勉,吏部尚书余火气,工部尚书薛祥、秦逵,刑部尚书李质、开济,户部尚书茹太素,春官王本,祭酒许存仁,左都御史杨靖,大理寺卿李仕鲁、少卿陈汶辉,御史王朴、纪善、白信蹈等。外官有苏州知府魏观,济宁知府方克勤,番禺知县道同,训导叶伯巨,晋王府左相陶凯等。茹太素是个刚性人,爱说老实话,几次因为话不投机被廷杖、降官,甚至镣足治事。一天在便殿赐宴,朱元璋赐诗说:“金杯同汝饮,白刃不相饶。”太素磕了头,续韵吟道:“丹诚图报国,不避圣心焦!”朱元璋听了倒也很感动。不多时还是被杀。李仕鲁是朱熹学派的学者,劝皇帝不要太尊崇和尚、道士,想学韩文公(愈)辟佛,来发扬朱学。料想着朱熹和皇帝是本家,这着棋准下得不错,不料皇帝竟不买朱夫子的账,全不理会。仕鲁急了,闹起迂脾气,当面交还朝笏,要告休回家。元璋大怒,叫武士把他掼死在阶下。陶凯是御用文人,一时诏令、封册、歌颂、碑志多出其手,做过礼部尚书。制定军礼和科举制度。只为了起一个别号叫“耐久道人”,犯了忌讳被杀。员外郎张来硕,谏止娶已许配的少女做宫人,说“于理未当”,被碎肉而死。
综上所述,汪广洋掌相权,触犯了皇权;是投奔朱元璋很晚的渡江后归附者,而不是濠州从军者一派;是士大夫、文官、文人的领军人物,朱元璋看不顺眼,自然成了他专门打击的目标。汪广洋最终被赐死,是他不可逃避的宿命。
 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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